一是支付业务信息处理基础能力的继续提升。

唐纳德·特朗普当选，一把扯掉了奥巴马政府惩治华尔街的遮羞布，终结了与华尔街羞羞答答的代理关系，直接由各类寡头披挂上阵充当内阁成员，凡是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政策——如减税、放宽监管等——逐一出台。被给予高度期待的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，口口声声、信誓旦旦要在当选后收拾华尔街肥猫们，然而甫一就任，新总统就变卦了，美国媒体评论，奥巴马总统所能做到的，就是抓住华尔街大佬们的衣领，使劲地摇晃了几下，然后在他们的耳边轻轻地说，干得很好，就这么干。

金融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危机常态化。法国从右向左，英国从左向右，德国则在左右之间摇摆，美国的共和党被茶党绑架，民主党被左翼社会运动挟持，左的更左，右的更右，最大公约数越来越难寻找，治理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，美西方政治出现明显的僵化、极化与冷漠化。与宣告破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比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危机中得以充分印证。因此，要想投机赚钱，又不用冒破产风险，一个合乎逻辑与实际的办法就是，努力让银行做大。稳健党派的崩溃几乎发生于整个西欧地区，在低地国家(比荷卢)和北欧诸国，曾经最热心地为欧洲价值观和统一理念摇旗呐喊，且又高唱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家，几乎全部从欧洲舞台上消失。

⑩ 赌场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危机常态化。更何况，国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远远超出了G20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与认知范围，在此情形下，还奢谈什么恰当与有效监管。特别是在基督教出现后，西方人更是不再认为只有血亲才可信，一般人际信任度与社会资本都高[Fukuyama,Francis.Trust.New York:Free Press（1995）]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西方跟中国社会的分流还不是很大，差不多还面对同样的挑战。儒家影响强的地方，宗族发达，即使在现代金融进来以后，这些地区对金融也未必有那么大的需求。长此以往，金融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就难以产生。中国人跟西方人的这种早期选择差异注定了后来的大分流，包括发展路径的不同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姓氏在各社会出现的时间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要么根据自己的职业给自己随便找个姓氏， 比如Smith（铁匠），要么根据地名或者在父亲名后加上Son（儿子），比如Peterson就是父亲叫Peter、儿子就叫Peterson，等等。男人未动筷子时，女的不得先食。

公元前4世纪，亚里士多德分别对君主制(Monarchy)、贵族制(Aristocracy)、共和制(Polity)、暴君制(Tyranny)、寡头制(Oligarchy)与民主制(Democracy)的利弊优劣进行分析和对比，关注的是超越血缘的社会治理和权力制衡问题。再者，如果礼制建设得好，宗族和金融市场之间就会在功能上呈相互替代、相互竞争的关系，因为如果族人间的风险互助已经运作很好，那么，在很多情况下，金融对他们可能就是多余的。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家 金融 。自从周朝选择基于家秩序组建社会结构之后，礼制与宗族建设占据了过去近三千年中国哲人的大部分精力，让他们无暇他顾，导致中国人几乎无法信任族亲之外的人，连上门女婿都难以接受。

第三大类办法则是基于宗教或者其他共同信仰的互助体系，这个相互保障体系不是基于血缘关系，而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来增加教友间的跨期信任，尤其是通过做礼拜、教会聚会聚餐等活动，降低信众间的信息不对称，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和搭便车道德风险问题，使成员间互保互助。再到后来的16世纪，因为海洋贸易等而重启股票市场，至17世纪初，荷兰、英国的大众资本市场具有相当的规模。这四大类解决风险挑战的不同办法中，每一种都要求相应的社会文化、伦理道德规范和制度的支持。到公元前3世纪，古罗马成功地建立平民会议和罗马参议院，以民主制衡政府权力。

龚启圣和马驰骋两位教授在2014年发表了一项研究，他们发现，在整个清朝1644到1911年间，山东107个县的农民暴动次数差别很大，有的县即使遭遇灾荒也未必有农民暴动，而另一些县则不是如此。因此，不管儒家本身是否排斥金融市场，但实际效果是：儒家文化深入的地方，其宗族体系会更加发达，族人之间可以实现风险互助、资源共享，这就降低对金融的需求，抑制了金融的发展。

刘邦则质疑道：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《书》？意思是，汉天下是在马背上打下的，难道还需要领会《诗经》《尚书》吗？这有何用？陆贾反问：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、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也可以根据谁出的价格最高，这是基于市场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。

而在同一时期的西方，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却在血缘之外寻找答案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超越血亲网络的社会治理与政权制衡问题上。那么，为什么证券等金融在西方很早发展起来，而在中国没有呢？中西金融大分流是如何在近两千年前就发生？一般而言，如果要发展金融市场，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础条件：一是要有书写文字和数字体系，以便写下金融合约，给跨期价值交换提供备忘录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却忙于建立礼制，发展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，不断巩固家秩序。后来是为了便于征税，激励一些欧洲国王强行普及姓氏。另外，我们也用清朝时期各地的孔庙数量来度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弱，同时，我们也用各地还留存的家谱数量来度量礼制的影响度，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。今有贷人七百五十钱，九日归之，问息几何？卷七中的盈不足问题：今有人持钱之蜀，贾利十三。

虽然在理念上儒家抑商，在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100%遵守儒家准则，所以，中国现实历史中有商业交易和市场发展根本不足为奇，就如基督教在16世纪新教改革之前禁止有息放贷，但照样有不少基督徒违犯教规，从事地下有息放贷一样。儒家礼制的主张当然是长者先动筷子，晚辈后动筷。

当然，人类社会也可以基于平等的原则同时动筷子，每个人吃一样多，这就是多数宗教主张的资源配置方式。比如，在中文里，我们有叔叔、伯伯、大舅、小舅、大姨夫、小姨夫，但英文里只有一个，就是uncle，不做细分。

当然，儒家的义是基于名分等级秩序，基于以血缘为本的礼制伦理，而基督教是基于只信耶稣基督这个神并且遵循其教义。……现在，由于我女儿受那个畜生狄奥尼修斯的坏影响，不顾我年老病重，不再兑现她对我的赡养承诺。

三是保证跨期合约或者说跨期承诺能够执行的体制架构，比如正式的法治体系，或者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。比如，张三办婚礼，不同远近的亲戚，礼钱各异。在英美社会，父亲和母亲的姐妹，以及父母的兄弟的妻子，都以aunt通称。不过，只要观念上排斥商业化发展，商业市场就难以做大，因为一旦做大了，就会引发伦理道德上的指责而遭到抑制。

金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，比如，货币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，纸币出现在宋代，早在《周礼》中就谈到泉府做一些跨期放贷等，这说明中国社会在近三千年前就接触甚至熟悉初级形式的金融。到公元前134年，董仲舒献言汉武帝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，汉武帝接受并下诏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让儒家礼教成为官方的唯一正统，启动独尊儒术的历史

红线为国债利率，黑色虚线为实际汇率。因为其信息敏感程度的不同，股和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。

用美元可以买美国的商品，所以美国的生产率下降，GDP下降，美元就会下跌。当抵押品价值高于债务面值时，但小于初始成本100元时，股东权益受损。

这三条线在1952-2010年以来都呈现出上升趋势，这反映了国家金融化（金融创新）的过程，在金融危机前的上升尤为明显。金融体系的这些功能是由不同的金融合约来实施的。因此其他所有的国家，只要无法生产高质量的安全资产，最终对美贸易的表现形式必定是双顺差，中国如此，德国也不例外。限制性条款是债权人对债务人行为的约束。

图12  美国/英国国债利差和实际汇率 图源：Jiang, Krishnamurthy, and Lustig(2018)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，黄金作为抵押品的功能被其他的抵押品所取代。由于理论上说抵押品的价值可以很大（甚至无穷大），故信息对股权的价值（绿色三角形面积）也可以达到很大。

这不仅仅是相关关系，经济学者发现了因果关系。银行贷款和债券都属于债，但其合约的维度是不一样的：债券主要有（利率、抵押（杠杆）、期限）这三个维度。

而以本国的安全资产，例如国债等做抵押，又可以发行更多美元（国家股票）。在其他国家，这些指标的发展趋势也是类似的。